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之一……除了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号，鲁迅还有一个称号，即“现代新兴木刻之父”，他生前自费编印木刻画册十余种，印行近万册。

在这些画册中有一本《引玉集》，编印于1934年，收录了59幅鲁迅以三闲书屋的名义、用宣纸换来的苏联单幅与插图木刻。其中有一张毕斯凯莱夫所作的“国立美术馆图书室”，被鲁迅称为“藏书图记”。

这“国立美术馆图书室”其实就是一枚藏书票。

所谓藏书票，可理解为小型版画。受到在版画界地位的影响，藏书票界往往也把鲁迅奉为祖师。

鲁迅在其日记和书信中曾三次提到藏书票：1930年，鲁迅在日记里写到自己曾到内山书店购买日本书票艺术家斋藤昌三的专著《藏书票之话》；1936年3月23日两次提到“藏书票”，均因唐英伟在去信中言及赠送十张藏书票事项。在1934年至1936年间，鲁迅曾经收藏了李桦、唐英伟等现代版画会同人创作的藏书票24枚，而这24枚书票现已成为中国书票史上极其珍贵的艺术史料。

1936年，鲁迅扶病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与木刻青年热切对谈。摄影家沙飞拍下这珍贵镜头……

既然如此，鲁迅为什么要在《引玉集》中特意将藏书票特意称为藏书图记呢？据猜测，这或许与素来不和的叶灵凤有些许关系。叶灵凤也是一位收藏藏书票的大家。他不仅和鲁迅几乎在同一时期购买了《藏书票之话》，更与作者斋藤昌三保持通信，交流、交换藏书票：早在1933年，叶灵凤便自己设计刻制了一枚以凤凰为图案的藏书票；且在1933、1934年间，于《现代》、《万象》、《文艺画报》发表三篇文章推介藏书票其物。

对于同鲁迅的关系，叶灵凤曾撰文《献给鲁迅先生》述之：我和鲁迅之间，说来古怪，这是他人所不易看出的，好像有一点冲突，同时又有一点契合。我有一个弱点，喜欢买一点有插图的书和画集放在家里看看，这弱点，他老先生好像也有……近年偶尔遇见，他老先生虽然“丰采依然”，可我早已唇不红，齿不白，头发也不光了。我以为早已各捐旧嫌，你印你的木刻，我玩我的藏书票，两不相犯，谁知读了《花边文学》，才知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倒使我又要担心起来了。既然鲁迅《引玉集》出版于1934年，那么在时间脉络上刚好与叶灵凤的发文时间有所重合，故而大家猜测，鲁迅或许是为了避其锋芒，才将藏书票换一种称呼——作“藏书图记”的。

无论真相如何，藏书票受到当时文人的青睐是不争的事实。按源流梳理：藏书票又被称作版画珍珠、纸上宝石、书中蝴蝶，起源于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比邮票早出现300年，是个人藏书的一种标记，常被贴在藏书的首页或者扉页上。

很多著名画家都会参与藏书票的创作，如马狄斯、高更、毕加索等，而文学家们则积极使用它们，如福楼拜、雨果、海明威等，使得藏书票成为一种文化。20世纪30年代，藏书票传入中国，除了鲁迅与叶灵凤两位先生，其他文人大家诸如郁达夫、唐弢、郑振铎、臧克家等亦对藏书票情有独钟。

由此可见：与书籍相伴的版画——无论从其实际用途上还是在其艺术性上而言，藏书票都堪称为“文人风物”。而在风雅背后，更多的是某种深情和情怀的记录——岁月的确会带走很多珍贵的东西，无论是生命还是时代，但我们会竭尽所地能将记忆保存下来。这便是我们做这套【观复猫与文物·系列藏书票】的初衷。

说起缘起，还要从2015年起、历时两年将荷兰藏书票大家汉克·布尔先生毕生所藏的12万张藏书票入藏观复博物馆，以此唤醒了老出版人已随岁月淡去的出版情节说起，此后，“做一套自己的藏书篇”的念头一发不可收拾。2017年，与雕刻师亚磊合作，首先以馆藏重器【明景泰款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出戟花觚】为题材，最终四易其稿，第一枚藏书票方才诞生。这只花觚有多珍贵呢？全世界能确认的景泰年间的景泰蓝作品仅有四件、而唯一藏于私立博物馆的，就此一件。国宝不可人人得以藏之，但这份敬重和珍惜却可以通过这件藏书票令更多人亲近

左：馆藏明景泰款铜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出戟花觚  右：花觚藏书票图

时隔一年，我们又以观复博物馆第一只观复猫——理事长花肥肥设计出了第二枚藏书票。

花肥肥的到来，对观复博物馆而言意义重大。据马未都先生回忆：对于观复博物馆而言，观复猫的出现是个宿命。这个宿命出现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花肥肥最先来到，一来就以主人的心态趴在办公桌上看我写作。从这一刻起，喵星人就走入了观复博物馆，走入了我们的心灵。

这是对生灵的纪念、对缘分的纪念——也是对初心的纪念。

左：观复博物馆理事长花肥肥  右：花肥肥藏书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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